費正清是研究中國的大家，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影響巨大，他本人著述多多，與中國有關的據說就有六十多部，而他與賴肖爾合著的《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雖然并非鴻篇巨制，不到40萬字，卻從中國早期一直寫到1977年。在這樣的篇幅之內，幾千年的時間，貫通古今，融會貫通，說清楚道明白復雜浩渺的中國歷史，且能自成一體，言之成理，絕非易事，堪稱力作。
費正清《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此書共分十五個章節(jié)，他厚今薄古，重點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清代以來的歷史占有該書七個章節(jié)，有近一半多的篇幅。在他看來，清朝是傳統(tǒng)中國的極盛時期，他對這一歷史時期有這樣的概括性表述，清王朝開始于17世紀初，與美洲殖民地同時，至1911年結束，因此清代跨越了近代的大部分時期。然而這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仍然是改變甚少的政權和社會秩序，清代是傳統(tǒng)中國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在18世紀帝國的人口和疆域達到空前的水平，行政管理的手段和穩(wěn)定也達到高峰。然而，在19世紀出現了難以緩解的災難。費正清描述判斷清代在1800年之前的所謂極盛時期，他先從清朝的興起說起，再說這一漢化滿人國家的建立與征服，不僅僅是針對亞洲腹地，還有就青藏高原的經略，爾后是滿人對權力的精心把持與漢人的刻意防范，清朝行政機構的設置，滿漢復職制從上到下的推行，更有清朝在文化上的專制主義，不斷制造矛盾文字獄。 費正清提到了顧炎武、戴震、蒲松齡、曹雪芹、楊光先、湯若望、馬戛爾尼等人。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這一章節(jié)中也說到宣德皇帝、《金瓶梅》、董其昌等。費正清還是擅長于中西比較，他特別提到了此一時期中國與西方的接觸。中國開始衰落的種種征兆與表現。緊隨費正清的《清代：傳統(tǒng)中國的極盛時期》這一章節(jié)之后，費正清以《19世紀中國面臨的入侵和叛亂》細說傳統(tǒng)中國對變革的抵抗與應對。 一直有一種說法大而化之地說費正清提出沖擊與回應框架理論來解釋中國近代以來的嬗變；又有人說，費正清晚年修正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認為中國的變化還應該在中國的內部尋找原因。費正清的原話大意是這樣的，影響中國現代變革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國的重心深埋于中國內部。中國作為古代東亞文明中心的漫長歷史使其人民對于所有外國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優(yōu)越感，傳統(tǒng)模式的惰性和固執(zhí)以及物質和精神的自給自足，相對來說使中國對西方的挑戰(zhàn)產生了抵抗力并使它無視這種挑戰(zhàn)。 在日本，一種經濟和社會變動已在醞釀之中，部分由于對西方接觸作出反應，這種醞釀將發(fā)展成為全面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在龐大得多的清帝國內部，卻沒有發(fā)生這類變革。學者們似在爭論中國的這種變革為何如此姍姍來遲，研究這段歷史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理解中國內部叛亂的發(fā)生和外部西方入侵的沖擊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 至于一方對另一方究竟影響到什么程度，這個問題幾乎沒有意義，因為兩者都持續(xù)了一個世紀之久，時時刻刻處在相互作用之中。費正清講述清朝統(tǒng)治階層的鄉(xiāng)村意識與懶惰成性以及極端腐敗所導致的極度衰弱。當時的經濟形態(tài)被費正清稱之為前現代經濟，廣州區(qū)域貿易制度的崩潰，鴉片貿易的興起，禁煙運動以及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與捻回之亂，還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他都一一涉及，略作評點。 繼曾國藩之后李鴻章的崛起與他所構筑的工業(yè)帝國，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君主制度的終結與共和制蛻變?yōu)檐婇y政治的混亂，再后來是國民黨的興衰與新中國的締造。如此大事紛紜，如此白云蒼狗，費正清都能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娓娓道來。 費正清講述中國歷史特別注重中國與外部世界沖突融合的比較參照，而非固步自封，坐井觀天，沉迷于傳統(tǒng)的敘事模式。他在講述傳統(tǒng)中國極盛時期的清朝，特別就中國早期與西方的接觸進行梳理，然后以大量的筆墨來講述中國所面臨的入侵與蠶食，條約體系的建立，通商口岸的影響，中國在周邊藩屬國所遭遇的慘敗。乃至到后來的中日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中美關系，凡此種種，他都特別予以關注。 費正清在中外的博弈較量的認真觀察中，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很顯然，中國是外國列強的犧牲品。這個論點自然對現代中國的愛國者們具有吸引力。但是，以下問題還沒有答案，為什么中國沒有對外國的侵略更早、更強烈地作出反應？那些通過使傳統(tǒng)的中國國家現代化和驅逐帝國主義者來抵御西方侵略者的中國革命者在何處？在20世紀這樣的領導者出現了，那么在19世紀他們到底在何處？ 費正清對此作出了這樣的給人以啟迪的分析，他說，19世紀中葉的反對滿人的叛亂者是潛在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缺乏現代思想，其中最強大的是太平軍，它在經過十年的發(fā)展之后表明它是舊式的爭權者，同時也幾乎沒有顯示出任何改造傳統(tǒng)制度的能力。此后的“自強”運動是一場防御性運動，而不是一場創(chuàng)造性運動，它是為避免激進的現代化而作出的保守的妥協(xié)。 1898年改良派的計劃雖然具有潛在的革命性質，但是改良派將自己視為王朝的忠臣，并完全依靠天子的統(tǒng)治權。帝國領導權的崩潰最終從那些滿族顯貴們身上反映出來，這伙顯貴接受了義和團愚昧無知的野蠻主義。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沒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舊制度下，沒有人具有根本改變這一制度的堅定信念。中國國內變革力量的弱小與其歸咎于西方帝國主義倒不如歸因于中國的社會秩序、國家和文化之強大。阻礙中國對西方威脅作出迅速反應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國文化的堅強內聚力和穩(wěn)固的結構。你看，費正清就在這樣的簡單評說中涉及了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我們可以就費正清的結論加以商榷，提出不同意見，但他的這種高度概括功夫，還是令人耳目一新。 費正清對中國古代的敘述并不因為篇幅簡短而潦草馬虎。他敘述中國歷史的背景，從東亞的地域、種族與語言說起，中國的地理大環(huán)境，中國的傳統(tǒng)經濟與社會，他依據考古記錄梳理早期中國的傳說，說漢字的起源，夏商與周前期的歷史，他把東周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稱之為經籍時代的中國，譽之為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他在提到秦嶺山脈是一條重要的氣候分界線時，話說到了“另一條氣候分界線在中國本土農耕區(qū)與過于缺水無法農耕的北方草原之間，這條氣候線顯然是以長城為界，中國人修筑長城以抵御其北方相鄰的說阿爾泰語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進攻”。 費正清把長城說成是氣候分界線，這一說法很有新意。晚唐與趙宋，費正清稱之為中國文化的繁榮。對蒙古帝國，費正清雖著墨不多，卻也很精辟深刻。他對朱明一朝評價較高，稱之為“偉大的朝代”，雖然他也評析明代的專制主義、科舉制度、士紳階級與進貢制度、海上遠航、反重商主義、一條鞭法改革、處理蒙古與倭寇問題等。但他還是認為，從1368至1644年的明代是人類歷史上政府有序、社會穩(wěn)定的偉大時代之一，在相對和平的276年內平均人口為一億左右。 后來由明到清統(tǒng)治的更替也相對比較容易，1644年明政權衰亡，滿人攻占了北京城，接著滿族人征服了整個中國，但這場戰(zhàn)爭及其破壞與1618至1648年三十年戰(zhàn)爭中當時歐洲軍隊有組織的劫掠和屠殺相比是有限的。 總之，明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十分穩(wěn)定，1644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統(tǒng)治時又基本沒有改變地保持了267年。因此，從十四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中國又走其傳統(tǒng)的老路。在費正清看來，對近代中國人來說不幸的是，在近代歐洲迅速興起的幾個世紀里還保持著這種驚人的穩(wěn)定。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在這一時期，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族國家的發(fā)展，這些國家對新世界和全球的擴張 ，接著是法國革命和工業(yè)革命。在中國自己的經歷中沒有事情能與近六個世紀西方的這些根本改變相比，中國仍然處在正席卷世界的洶涌潮流之外，結果到19世紀在物質文化和技術以及經濟和政治制度許多方面落在西方后面。費正清對此是疑惑？惋惜？還是一種欲說還休的同情無奈？ 費正清的《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出版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該書被翻譯到中國已經是九十年代之初了。費正清去世在1991年，他應該沒有看到自己這一著作的中文版。費正清在中國有豐富的經歷，他與蔣介石、周恩來、鄧小平都有接觸，他的這一中文名字來自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費正清弟子多多，孔飛力是他的學生之一，而他自己則是蔣廷黻的學生，出生在1907年。 |
